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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胡”一詞引起學者注意緣出前秦苻堅一句頗為費解的話︰“五胡次序，無汝羌名”。淝水敗后的苻堅被姚萇監禁，萇要求堅交出國璽，理由是“萇次膺符歷，可以為惠”，苻堅拒絕︰“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。圖緯符命，何所依據?五胡次序，無汝羌名。違天不祥，其能久乎!”胡三省云︰“胡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。五胡之次序也。無汝羌名，謂讖文耳。姚萇自謂次應歷數，堅故以讖文為言”。這種解釋，有非常明顯的矛盾。因此后世學者對此進一步分析、研究，以避免或彌補胡氏的矛盾。
王樹民先生認為“五胡”指劉淵領導下的五部匈奴，原因是五部匈奴“一般稱為五部，自然也可以稱為'五胡'”。只不過當時“所指的范圍很小。所以也不多見使用。后來由于讖書的使用，'五胡'一詞有了新的內容，逐漸成為一個歷史上通用的名詞。”王先生對于五部匈奴“自然可以稱為'五胡'”的結論太過武斷。但是，王先生認為“五胡”由于讖書的使用有了新的內容，應該說比較深刻，但遺憾的是王先生對此沒有深究。王樹民之后，孫仲匯、臺灣學者雷家驥也撰文闡述“五胡”即“五部胡”的觀點。
孫仲匯先生的一個重要論據是《晉書》卷6《元帝紀》中的一段話︰“晉氏不虞，自中流外，五胡扛鼎，七廟隳尊……兩京胡羯，風埃相望。”他認為︰“《晉書》把西晉覆亡歸咎于五胡扛鼎，這里的'五胡'絕不可能包括鮮卑、氐、羌，因為西晉亡于公元316年。而慕容問鼎則在公元337年，姚萇稱號在公元384年，苻洪在永嘉之亂時僅為部落酋長，根本不可能左右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，苻氏的興起在石虎死后，公元350年苻健西人關中，始取得立足之地。故這里所指的五胡即劉、石而已，與后文中的兩京胡羯相呼應，清楚地說明了'五胡'即劉淵匈奴五部之眾的簡稱”。
如晉康帝之褚后還政穆帝時曾說︰“帝既備茲冠禮，而四海未一，五胡叛逆，豺狼當路，費役日興，百姓困苦”。他認為︰“蓋穆帝以幼沖繼位，故褚后以太后臨朝稱制，改元永和(345)，其時漢趙已亡，而為后趙石虎之建武十一年，正是匈奴胡部勢力鼎盛之時，故褚后攝政也。及至升平元年(357)正月一日穆帝既冠，褚后還政，而石虎早已死于九年前，此時則諸石子弟內戰相繼，北方大亂，慕容鮮卑乘機南下，氐族苻氏、羌族姚氏相繼西歸關中，苻堅且于此年六月政變自立。氐、羌并非草原騎馬'胡'族，原被視為戎夷之列，且褚后還政及下手詔之時，羌已服屬于氐，而苻堅猶未自立，是則褚后所稱之'五胡'，苻堅及其氐族未得列入其內——由是，褚后手詔所謂'五胡叛逆'蓋專指屠各劉氏所統、陷兩京而虜二帝之五部胡而言，由'五部胡'而'五胡'，確應是其簡稱而已。”
而根據西晉東晉時期人們的看法，羯人是匈奴的一部，所以匈奴是包括了羯人的，那么當時五胡不應該是現在的這個概念，不是什么“匈奴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”。
《晉書》卷一百四《載記石勒上》載：“石勒字世龍。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。”
《十六國春秋》卷十一《后趙錄》 “其先匈奴別部，羌渠之胄，分散居于上黨、羯室，因號羯胡。”
《魏書》卷八十三《羯胡石勒傳》云：“其先匈奴別部，分散居于上黨、武鄉、羯室，因號羯胡。”
羯人只是當時匈奴的一個分支（或部落），是晉代入塞匈奴十九種之一的羌渠（晉代入塞匈奴十九種：屠各、鮮支、寇頭、烏譚、赤勒、捍蛭、黑狼、赤沙、郁鞞、萎莎、禿董、勃蔑、羌渠、賀賴、鐘跋、大樓、雍屈、真樹、力羯，各有部落，不相雜錯）。
南宋王應麟時將通行已久的“五胡”解釋為︰“劉淵匈奴，石勒羯，慕容鮮卑，苻洪氐，姚萇羌。”元朝胡三省注《資治通鑒》時將“五胡”含義進一步明確為“匈奴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”，籍二人之力，“五胡”的現代含義得以最終確定并流傳下來，沿用至今。
